二零一七年，中国足坛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一年，对于足球发展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年初，中国足协发布了U23新政，规定中超联赛每场报名名单中必须包含两名U23球员，且其中一名必须首发出场。这一政策旨在培养年轻球员，提升中国足球的未来潜力。

三月，国家体育总局对“天价球员”现象提出了明确批评，指出这是投资足球的人过于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足球本身发展的表现。总局表示将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来整顿这一现象。

五月，为了进一步规范足球市场的秩序，足协又出台了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引援调节费应运而生。该政策要求各俱乐部在整场比赛中，上场的U23国内球员人数必须与外籍球员人数相等，以促进国内年轻球员的成长。

六月，杜兆才空降足协，担任重要职务。他作为钳制陈戌源的关键人物，以及可能接替前任足协主席的候选人，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杜兆才的到来，为大权在握的足协注入了新的力量。

杜兆才在足协内部具有极高的影响力，他不仅掌握了外事工作的决策权，还在内部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消息称，原总局副局长将不再分管足球项目，而将由杜兆才接管。杜兆才的权力斗争与陈戌源的领导地位之争，自二零一八年便已悄然展开。

在杜兆才的主政期间，他积极引入亲信，形成了所谓的“杜门九虎”，分别担任重要职务。同时，他还从辽足招揽了一批教练，被称为“东北帮”。而陈戌源则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上海帮”，包括秘书长、副秘书长等中层管理人员。这两大势力在足协内部形成了对立的局面。

为了给自己的亲信安排岗位，杜兆才一度扩充足协的编制数量，使得整个足协的管理机构变得臃肿不堪。而在陈戌源进入足协后，他力主推行“精兵简政”，意图削弱杜兆才的势力。在部门分工调整中，一些重要部门进行了合并，以强化管理效率。

在“东北帮”和“上海帮”的斗争中，陈戌源还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将足协的总部大楼让给杜兆才。然而，随着中国申办亚洲杯的希望落空，两人的声誉遭到重创。此后，两人的命运开始紧密相连，共同面临调查。

杜兆才作为足坛反腐历史上的落马高官，其罪行包括贪财、好色、迷信等。他被曝出将女下属安排进足协工作、与女老总搞暧昧关系等丑闻。最终，杜兆才因多项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四百万元。

这场权力斗争的背后，反映了足球领域深层次的利益冲突和人性弱点。当一个人手握绝对权力后，容易迷失心智，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这是“杜兆才们”最终落马的根本原因。然而，这也提醒我们，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必须谨慎使用，以免走向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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